[摘要] 在《宣和画谱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有意地将《画谱》分为十门，“而道释特冠诸篇之首”， 所以如此，是因为《画谱》的作者认为道释这一类的人物画能够“使人瞻之仰之，而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不过，从兴起于宋代的文人画以后，以山水和梅兰竹菊为题材的艺术世界，更能够体现诗、书、画兼擅的画家的艺术造诣
真宰上诉石破天惊
——《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研究
刘墨(北京大学文化与艺术人才研究中心主任)
在《宣和画谱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有意地将《画谱》分为十门，“而道释特冠诸篇之首”， 所以如此，是因为《画谱》的作者认为道释这一类的人物画能够“使人瞻之仰之，而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不过，从兴起于宋代的文人画以后，以山水和梅兰竹菊为题材的艺术世界，更能够体现诗、书、画兼擅的画家的艺术造诣和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后延伸，能把这样的问题看得更为清楚，比如在16、17世纪的画坛上，人们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基本上关于山水画的，人物画大都只在宫廷画家或职业画家那里还被体现着，文人画家或评论家很少对他们进行评论。因此同山水画比起来，人物和写真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衰落之势。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物画不像山水画那样可以创建一个各式各样的世界。人物画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画面人物形象本身，而且，人物或写真的功能也限制了画家的发挥：无疑，道释一类的宗教绘画，或者是起有教化作用的主题绘画（或者是插图），其功能必然钳制了画家的自由探索，甚至很难自由地开拓各种视觉上或诗意上的隐喻。即使从画论的角度来看，从宋代到晚明、清初这段时间，也缺乏重要的关于人物画的著作。
但是这种状况在晚明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时期的确涌现了几位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是较为年长的丁云鹏、吴彬和稍为年轻一些的崔子忠、陈洪绶。他们的出现，使得人物画的创作不仅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人物画的品位，他们不仅把能够在山水或梅兰竹菊中体现出来的所谓“气韵”充满在画面之中，而且使笔下的作品达到了堪称“奇妙”的境界。
但是，在入清以后的17世纪初中期，人们又回到了重视山水画而忽略其他画种的旧圈子里。无论是“四王吴恽”还是“四僧”，几乎都是山水画家兼花鸟画家，“四王”沿袭着董其昌所开创的画派，讨论着由董其昌所留下的“南北宗”问题；“四僧”则以其野逸之气，一直受到后人的追捧。
在“四僧”之中，最年轻也最富活力的石涛在固有的艺术史中，以山水和花鸟画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尤其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后，他的独创性更受到了艺术界追求创新人士的普遍赞扬。但是，最近发现的一部《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却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石涛，同时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改写”17世纪艺术史——石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山水画家，更是一位后无来者的人物画家！这套册页的出现，甚至填补了清初人物画史的空白。
通过比较发现，石涛的这套册页巨作，其严谨性在中国艺术史上几乎找不到相同的例子。石涛在有意地将他所擅长的山水画与人物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细劲的用笔描摹出罗汉们极度逼真的脸庞，栩栩如生。而且，石涛更是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刻画能力放在罗汉的神情、体态、器物、所穿的衣袍之上。此套图册虽然多达一百开，却毫无败笔，石涛超凡出群的技法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么一套伟大的作品，竟然一直被秘藏在民间，而且保存如此完好，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正如普通观众的心理一样，对于次看到这套册页的人们来说，真伪问题远比作品是否精彩的问题更为重要。那么，我们就展开一番考证和分析的工夫吧。
第五开（此处所据，为原裱件左下角蓝印所编号）上的题款记录了石涛的创作年代：“丁未年，石涛画”，下钤白文“济山僧”印；第九开：“丁未冬于敬亭山广教寺，石涛济山僧敬写”，下钤“济山僧”白文印；第二十开：“己酉秋日，济山僧”；第二十八开：“己酉秋日，善果月之子石涛画于敬亭山广教寺”；第九七开：“壬子冬小乘客石涛济写于敬亭山广教寺”，下钤“原济”、“石涛”，右下角钤“瞎尊者”印。其他印章则有：“清湘石涛”、“法门”、“济山僧石涛”、“前有龙眠济”、“天童忞之孙”、“我法”等等。这几件有明确纪年的作品，地提供了石涛创作这一图册的时间：1667-1672年，时值石涛26-31岁！地点则是：安徽宣城广教寺。
这套伟大的作品，石涛足足用了六年的时间才完成！
“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
画面上的署款或钤印，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第六开署“善果月之子”；第七开署“善果月之子石涛敬画”；第十四开署“天童忞之孙石涛敬写”——这一署款与钤印方式，其特别用意，在于表明作为僧人的石涛在禅宗里面的法系。
1642年，石涛出生于桂林靖江王府，仅仅两年后，明王朝就土崩瓦解；1645年，他的父亲朱亨嘉因妄称监国而引起明王朝的同室操戈，兵败被执后幽死于福建，年幼的石涛被宫中一个忠实的仆臣背出，他们仓皇地向北方逃去。从此，石涛失去了明王室子孙的身份，而成为一位四处飘零的出家的僧人。
石涛随着他的师兄喝涛——可能就是将他从宫中救出来的那位仆人——在武昌、洞庭、长沙、潇湘、衡阳等地到处流浪，一路上所遇不平之事，使年轻的石涛在性格上更加与众不同。
随着江南江北逐渐恢复了和平，民众们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石涛二十多岁时曾经在庐山居住了一大段时间，下山后抵达松江，这是石涛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这里曾经在陈子龙等人的领导下暴发过抵抗清人的战斗，但也在1645年的年底被平定，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这里固有的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又重新被凸显出来了。
在此，他谒见了名震禅林的旅庵本月，并正式拜旅庵本月为师。石涛从此法号原济（亦作元济），字石涛。
清初禅宗，仍然延续着盛行于江南的临济、曹洞两系。临济宗下分出天童系和盘山系，曹洞宗下分出寿昌系和云门系，这四系构成了清初禅宗派系的主体。而在新旧王朝更迭之际，禅宗内部也受到了影响——或者保持旧朝的气节，或者是与新朝合作，政治的气氛极其浓烈：前者与明遗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为挽救明王朝而奔走疾呼，这以曹洞宗的觉浪道盛和祖心函可为代表人物；而临济宗的憨璞性聪、玉林通琇、茆溪行森和木陈道忞，则采取了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石涛的老师旅庵本月(?-1676)，是木陈道忞的弟子，他的师祖是名噪清初禅林的玉林通琇 (1614-1675)。玉林俗姓杨，常州江阴（今江苏常阴县）人，19岁出家。在出家之前就接触过禅学，似乎也信奉净土宗。他一出家就显示了非凡的经营能力，因而影响很快就遍及于江南一带。玉林一生以好辩著称，作于28岁时的《辩魔录》洋洋数万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批驳当时禅僧们对高峰原妙悟道时的种种解释而阐述自己的观点。
清世祖顺治在位期间(1644-1661)，曾多次接见江南的著名禅师。顺治对禅宗发生兴趣，则是由于憨璞性聪的关系。性聪在顺治十三年(1656)北上京城，住在城南的海会寺，次年，顺治亲到寺中见性聪，并请他住万善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也就是通过性聪，顺治了解了江南的禅林状况，并让性聪开列了一个“南方尊宿”的名单，其中便有木陈道忞。性聪恐道忞不愿应诏，还特地写了一封书信，颂扬顺治是“佛心天子”，“笃信于佛乘”，力劝道忞“不吝洪慈，慨然飞锡，莫负圣明之诚心，有失宗门之正信。”在顺治陆续诏见的江南禅师中，顺治最为看重的就是玉林通琇，曾分别在十五年(1658)和十七年(1660)两次下诏请他入京，要他主持京城的戒坛。通琇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大觉普能仁国师”。这是顺治赐给江南禅师的称号！
在顺治十六年(1659)的九月，木陈道忞奉诏北上为顺治帝说法，旅庵本月随同乃师一同入京，不久，道忞还山，而旅庵本月则继续留在京城，与顺治帝一起参究佛法；次年，旅庵本月奉诏入住善果寺开堂弘法，顺治亲笔书写了“天上无双月，人间只一僧”这样的句子，以示对他的恩宠。而当旅庵从万善殿进住善果寺的时候，他骑着皇帝御赐之马出西华门，然后改坐轿至善果寺。像慧善禅师、隆安和尚及五城僧录司等等都恭敬地送他入住善果寺。据文献记载，这一天围观他的竟有万余人！旅庵本月此次入住善果寺，轰动了京华，一路上的风光可谓是达到了顶点。这一年，当顺治的宠妃董贵妃死时，顺治帝在景山追荐这位宠妃，又是旅庵本月率门徒24人入坛礼诵。因此，这一派的禅系，借助于清廷的威势，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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