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征地拆迁是‘天下第一难’！”———这几乎是当前地方干部的共同看法。据记者采访了解到，江苏、海南、北京多个农村通过“产权调换”制、“集体股金”制、“同地同权”制等创新，探索让城市化、工业化成果“反哺”农民的新方式，使得农民从害怕征地转变为积极参与。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王锡辛说，“北坞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特事特办”，绕开了拆迁补偿、招拍挂、土地出让金。直接将北坞村地块，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性质，让利于民。
继北坞村之后，朝阳区大望京村也迅速跟进，并进一步完善了“北坞模式”：村民可纳入城市保障体系，享受五险一金和各类保障；可选择拿货币补偿后到其他地方购房或选择回迁小区；在拆迁改造完毕后，村民即可获得5万平方米底商，为今后生活提供部分保障。
随后，北京市城郊结合部50重点村的改造基本都按照这一模式推进，并获得国土部批准成为“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试点城市”，为村集体自主开发建设“商品房”打开了缺口。
据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安钢介绍，北京市重点村建设实现了以下六方面创新：
在土地的利用上，让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项目主体。目的是让农民参与到首都城市化进程中来，防止开发商成为建设主体，主导建设进程。试点了在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村集体“自征自用”集体土地，土地征用采用了留地安置、定向出让、实物补偿、带条件出让等方式，留出了集体产业用地用于解决农民就业。
在融资上，规划条件与融资额度相对应，项目立项与融资要求相结合，全市优先统筹抵押物，设立风险准备金，试点棚户区政策，完善信贷政策，有足额资金保障。
在农民的补偿安置上，一方面让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补偿，政策公开公平正，注意补偿政策的区域平衡和前后平衡，形成抑制私搭乱建的政策机制。另一方面解决农民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退路”问题。
在社保上，进行整建制农转居。土地不再是农民社会保障的替代品，农民转居后仍拥有剩余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及其，原村集体仍是剩余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着眼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有别于外地“用土地换社保”。
在产权的改革上，全部量化股份，量化资产，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为集体经济留足发展空间，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发展相配合，商服地产、园区物业等租赁经济是对“瓦片经济”的转型升级，集体土地上的租赁房是对原“瓦片经济”的租赁升级。
在流动人口的服务上，从人口规模规划公共服务，建设租赁房提供居住，由村集体统一管理农民富余房屋，提供更规范的租赁服务。
征地制度改革须统筹推进
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严之尧、江苏省国土厅厅长夏鸣等专家表示，当前，征地制度改革已经远远超出征地本身，必须与社会管理创新、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统筹推进，严之尧就此提出如下五项建议。
一是要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按照土地价格的构成理论，对土地权益者各项权利的产能价值以及因基础设施、规划用途改变等形成的级差地租进行全面核算，确保补偿安置标准的合理性长期不变。
二是鼓励推进多种方式征地补偿安置机制。按照“发展权不减少”的原则，以“留地安置”、“换地安置”、“留物业安置”等多种方式，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相应的建设用地，确保老百姓发展权益的实现。
三是要建立合理有序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严格按照“同地、同权、同价”的指导思想，在符合相关规划前提下，允许农民通过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租赁、入股等多种方式参与生产经营建设，探索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两种产权并存管理机制。
四是改革资源配置和政府采购制度。农民土地被征收后，政府要适时引导农村基层组织形式的改革，调整农村集体组织的生产关系。同时，要根据“各阶层发展机会均等”的原则，给被征地农民制定倾斜政策。
五是要充分发挥被征地农民和基层的主体作用。按照把监管和服务抓起来，把权利和责任放下去的理念，在法律中明确被征地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引入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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